深山夜读

爱情与权力

深山夜读 — Wed, 3 Sep 2008 18:52:00 +0800

大凡与君王的感情纠葛，有好结果的不多。与女君王的尤甚。爱情本身，已经是个狠东西，再加上权力，再彪悍的人生也能折腾得鲜血淋漓。

所以，看到《伊丽莎白女王与埃塞克斯伯爵—一部悲剧性的历史》这样的书名，一点也不觉得惊奇。这是三联文化生活译丛中的一本。三联文化生活译丛是一套好书，有种温情脉脉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从八十年代以来，出了很多辑，不过，这几年出的似乎有些乱。我读的这本，出版于2001年，同时出版的还有《墓中回忆录》、《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神祇、坟墓、学者——欧洲考古人的故事》、《玛丽斯图亚特——苏格兰女王的悲剧》等几种，花花绿绿的封皮，印刷与纸张也不太好，的确和三联一贯清新雅致的风格出入很大，让人很不喜欢。

但书的内容却不错。一部交织着男女恋情和君臣权力之争的真实的历史。埃塞克斯伯爵的继父，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情人，在他日渐老去后，将自己的继子带进了宫廷。年青的埃塞克斯是个富人魅力的俊美少年，一下子就迷住了女王，两个变得形影不离。当时，女王五十三岁，埃塞克斯十九岁。

女王是真爱埃塞克斯的。她政治家的眼光，在看到埃塞克斯的时候，往往变得模糊，凡埃塞克斯的所求，她一般都予以满足。他有缺点或错误，她也总可以原谅。她赋予他前所未有的权力与荣耀，仅仅几年间，埃塞克斯这颗政治新星，就单独照耀在英格兰的天空。

埃塞克斯对女王的爱却不同。有人认为他对她没有爱，只有利用，其实也不然，他是一个浪荡公子，只能以浪荡公子式的爱来对待女王。他坦率而孟浪，脑子里满是骑士式的浪漫主义与堂吉诃德式的理想，却没有能力带给女王她所需要的胜利，并时常以他受到的宠爱做为对女王的要胁，在女王的面前拈花惹草，与女王身边的侍嫔们勾勾搭搭。作为一个自以为是的男人，也许在内心里，他也有些看不起女王的执政风格。有一次，他在西班牙使臣面前，无意识似的说起国内的形势：“朝廷有两种痼疾无法摆脱——拖延不决和出尔反尔；原因在于最高当局的性别上”。

看起来，伊丽莎白女王具有女人的很多缺点：迟疑不决，莫棱两可，妒忌，狭隘、刻薄等等。其实在原则性问题上，她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无论对战争的态度，对邻国的政策还是对于臣下的驾驭。她可以对埃塞克斯百依百顺，但一旦觉察到埃塞克斯的野心，她却毫不手软，毅然将三十四岁正当华年的情人送上了断头台，态度之冷酷甚至让我一个读这书的人都倒抽了一口凉气。其实在我看来，埃塞克斯也并非有什么推翻女王的野心，单纯而孟浪的他，虽然受了身边不少无聊亲人和心怀叵测的朋友的怂恿，对女王有些不忠诚的念头，也不过是想着，那样他和女王两人，从此后就可以“他拥有她，她拥有他”，共同管好国家而已。但这样的想法，在一个女王的眼里心里，显然是不会如我辈这样看这样想的。所以，埃塞克斯的死，几乎是必然的事。但从此，埃塞克斯的影子，却也如幽灵一般，纠缠上了年老的女王——埃塞克斯死后两年，她也死去了，死前反复念叨着埃塞克斯的名字。

书中除了女王与伯爵，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我们熟悉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弗兰西斯.培根。作者无疑是将他作为一个谴责的对象，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来写的。他曾经依附于埃塞克斯伯爵，伯爵喜欢他，倚重他，崇拜他，为他的官职甚至不惜与女王吵闹，大有“两肋插刀”的味道。在伯爵处境微妙的时刻，他敏锐地感觉到了危险，也曾写信给他出谋划策。不过，他冷静的理智很快使他意识到了谁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一方面，写信向伯爵的政敌表达忠心，另一方面，当女王征求他对埃塞克斯的意见时，他落井下石了——作为伯爵案件审判中的检察官，他以明察秋毫的智慧和渊博的知识，给予了伯爵致命的打击。伯爵死后，他还用自己精妙的“春秋笔法”，写下了《故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及其同党叛国罪行概览》，以最高明的技巧和最简洁的语言，使埃塞克斯成为了实实在在的野心家——为此，他得到了女王一千二百英磅的赏金，他那对伯爵忠心耿耿的哥哥受不了打击，死去了，他继承了他的遗产，过上了“财富——荣华——感官上和知识上的大量满足——名声、学问、权力丛集于一身的生活”。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真是不错。但用的是地方，是向善的力量，用得不是地方，就是邪恶的力量。

夜读知堂之白糖与黄泥巴

深山夜读 — Thu, 28 Aug 2008 19:17:08 +0800

读《周作人文类编》卷二《千百年眼》，谈到清刘继庄笔记《广阳杂记》的一篇，其中有一段，谈到白糖是如何发明的。

“涵斋言，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堕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异于平日，中则黄糖，下则黑糖也。异之，遂取泥压糖上，百试不爽，白糖至此始见于世。”

第一次看到白糖竟然是如此发明出来的，有些意外。这让我对于这种我们现在日日缺不了的食物发生了兴趣。

糖最早发明于印度。敦煌残卷中有一段关于印度制糖术的纪录，说到印度出产甘蔗，可造最上“煞割令”。根据著名学者季羡林解读，“煞割令”就是梵文sakara即糖的音译，《新唐书》中记载唐太宗遣使去印度取熬糖法，说明印度的炼糖术是在唐朝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不过，这时的糖，不是白糖，乃是一种黄色的沙糖，类似我们今日的红沙糖。到了宋代，制糖技术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所记载的形形色色的小吃如甘豆糖、沙糖绿豆之类，就有许多是甜食。诗人杨万里做的一首诗，写到一种类似冷饮的东西“甘霜甜雪如压蔗”，有人考证就是最早的冰棍。《宋史》里也提宋真宗曾赐大臣们一种冷食品“伏日蜜沙冰”。这些食物里，糖大概是必不可少的。但可以肯定，都是黑糖或者红糖。

《广阳杂记》中说白糖发明于嘉靖年间，到了崇祯年间，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他的《天工开物》中，记载了制作白糖的方法。这标志着经过近百年的实践，制作白糖的技术，不仅从实践上，也从理论上成熟了。这就是著名的“黄泥水淋脱色法”。季羡林将它称之为中国的又一伟大发明，并批评德国科学家冯·李普曼在其所著的《糖史》中，没有一个字提到黄泥水淋脱色法，大有愤愤不平的味道。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天工开物》对白糖的制法记载是这样的：凡闽、广南方经冬老蔗……榨汁入缸，看水花为火色。其花煎至细嫩，如煮羹沸，以手捻试，粘手则信来矣。此时尚黄黑色，将桶盛贮，凝成黑沙。然后以瓦溜（教陶家烧造）置缸上。共溜上宽下尖，底有一小孔，将草塞住，倾桶中黑沙于内。待黑沙结定，然后去孔中塞草，用黄泥水淋下。其中黑滓入缸内，溜内尽成白霜。最上一层厚五寸许，洁白异常，名曰洋糖，（西洋糖绝白美，故名。）下者稍黄褐。

说完白糖发明的科学史，还有一个关于白糖的传说，却是不得不说的。这里面传说中的白糖，可比科学记载的要早了两千年呢。

故事与庞涓、孙膑有关。关于庞涓如何嫉妒孙膑的故事，想来就不用说了。这次，是他们的老师要考他们。于是出了一道题，让他们各造一物，做到“物去浆来，浆去物来”。一个月后，两人都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向老师交差。庞涓端出一盆豆浆，加热，典卤，压制，一盘豆腐做出来了。向老师说：我这是浆去物来。老师问，那物去浆来呢？庞涓狡辩：我把豆子磨成豆浆，不是物去浆来吗？老师笑了：你这豆腐怎么再变成浆啊？庞涓无言了。这时，孙膑拿出熬制的白糖，用水一泡，糖没了，再用锅一熬，糖又出来了。于是，庞涓对孙膑的嫉妒史，又增添了一条。呵呵~

茨冈的爱情

深山夜读 — Fri, 6 Jun 2008 13:44:37 +0800

孔网上认识的一位朋友，知道我在找有关吉普赛人的资料，寄书时附送了一本小书，《茨冈》。

茨冈，是俄语吉普赛人的音译，是俄语地区人对吉普赛人的称呼。《茨冈》是一首普希金的长篇叙事诗，写于1824年，那时，他正在俄罗斯南方的高加索地区流放。在不少普希金的诗选中，都能看到这首诗。这本《茨冈》，却是这首诗的单行本。很小，大64开，类似于口袋书，也很薄，只有40页，定价一毛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文学小丛书系列中的一本，还带着些那个时代特有的一些东西，如口号式的丛书简介说，它能“鼓舞大家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情”。想了想，那个时候，恐怕全国人民都在饿着肚子吧？物质生活匮乏了，用精神食粮代替一下，也许聊胜于无吧。

诗的译者，是瞿秋白。他于1933年末开始翻译这首诗，后来因为工作离开上海，最后一部分没有能够完成。1937年曾发表在武汉时调社出版的诗歌期刊《五月》上，1939年由上海万叶书店印成单行本。1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补完未完成的译文，印发了这个单行本。

《茨冈》的情节很简单。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阿乐哥，不满生气沉沉的贵族生活，和茨冈女子真妃儿相爱，离开熟悉的环境，加入了自由的茨风游牧群。两年后，真妃儿却爱上了另一个茨冈青年。愤怒而绝望的阿乐哥，杀了这对恋人。茨冈人埋葬了真妃儿和她的恋人，“离开了那可怕的过夜的山峪，很快地全都消失在草原的远处”。只有阿乐哥，孤单地留在旷野上。

长诗大量描写了茨冈人自由自在的生活：

一大群热闹的茨冈，
沿着柏萨腊比游荡。
他们今天过夜，就在那
河上搭起破烂的篷帐。
自由自在的，还有天做他们的篷，
好快乐的过夜，他们的和平的梦……

从中，不难看出普希金对这群“文明社会之外的”茨冈人自由自在生活的歌颂。他用理想化的笔调，描写这种生活，歌颂阿乐哥和真妃儿的爱情：

现在他是个世界上的自由人，
黑眼睛的真妃儿同着他，
太阳也很快乐的照着他。
中午的阳光美丽得那么爱人
……他爱他们过夜的草堆，
爱那永久的懒惰的沉醉，
爱他们讲话的腔调，
又响亮又那么单调……

但这时，真妃儿却爱上了另一个青年茨冈：

我爱上了另外一个他，
就是死，我也爱着他。
……他比春天还新鲜，
他比夏天还热烈……
那天悄悄的晚上，我和他多么亲昵。
说起你的花白头发，我还笑得要命。

这真让人锥心。无奈之余，阿乐哥去找真妃儿的父亲倾诉苦闷。可真妃儿的父亲说，自己年轻时，也曾经深爱过一个姑娘，真妃儿的母亲。可只过了一年，她就爱上了另一个茨冈，抛下他和女儿，走了。从那以后，他自己寂寞，再也不找爱人。他告诉阿乐哥：

女人的心理，
可来得随便；你看那个天边，
远远的月亮，
自由地在逛……
谁能够指示天上一个地方，
给月亮说：再动就不行！
谁又能够对着青年的姑娘
说：爱着一个不准变心！
……谁能够拦得住爱情呢？
快乐让大家去轮流。

别说阿乐哥还深爱着真妃儿，连我这读诗的人，也实在接受不了这样的宽慰。所以，当后来阿乐哥拿起刀子，杀了正在寻欢作乐的真妃儿和她的恋人时，我心底竟然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有文学评论家说，普希金的诗歌颂了茨冈人自由的生活和高尚的道德。自由的生活是不错的，但要说高尚的道德，那要看以谁的标准来衡量。

爱情是最能体现茨冈人自由观念的生活领域之一，而在这中间，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他们对于爱情的态度。无论是梅里美笔下的卡门还是普希金笔下的真妃儿，她们在爱上唐.何塞和阿乐哥之后，分别又在短时间内移情别恋，投入他人怀抱，对她们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茨冈人说，我忠诚，但只忠诚于爱情。在她们看来，爱情就是爱情，寄托物是什么，她们是不关心的。当她爱时，对方就体现了她的全部爱情理想，而当她移情别恋时，那就说明对方已经对爱构成了损害，爱情这一只自由的鸟儿就要投生在另一个寄托物身上。

对于大多数民族来说，这都是很难接受的爱情观。但却和茨冈人自由自在的生活相得宜彰。自由，意味着没有约束，也更少责任。读《茨冈》时，一直矛盾。一方面，觉得阿乐哥真可怜，被深爱的人抛弃而且侮辱，对他的行为，虽然觉得残忍，却也理解。另一方面，却又觉得真妃儿的选择，也有她的道理。不爱了就是不爱了，虚情假意地过着同床异梦的日子，那不是茨冈人。阿乐哥不就是为此离开了他原来的世界吗？相比之下，他的爱茨冈，倒有点象叶公好龙了。

俄罗斯著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是普希金的崇拜者，深受普希金在《茨冈》中所宣扬的茨冈式爱情观的影响，一生不停地追求爱情：追求丈夫的同学罗泽维奇，追求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巴赫拉赫……她也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歌颂她的爱情。最后，爱情枯竭了，她选择了自杀。

对于这样茨冈式的爱情，我想，我们只能象对待诗那样，努力去理解，去接受。其实，这样的爱情，真的能给他们带来幸福吗？也不见得。《茨冈》的结尾，普希金写道：

可是幸福也不在你们中间，
不幸的自然的儿子！
在破烂的篷帐里，
还做着苦楚的梦，
你们那游荡的庇身所
就在荒野中也逃不了不幸，
到处有命定的情欲，
那就抵抗不了命运。

两个对比

深山夜读 — Wed, 14 May 2008 16:57:03 +0800

昨天，罗永浩转贴了『天涯杂谈』的一个对比：中国地震后美国网友的评论和美国龙卷风后中国网友的评论，引起了一些争论。

争论是必然的，我也认为，这种对比，多多少少有一些片面性，无法彻底服人。不过，这儿还有另一个对比，也许，两个对比并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1997年11月1日，中国前总书记江某在哈佛演讲完毕，接受书面提问后不久，表示接受现场提问。这时，一位美国记者问对演讲大厅外抗议人群的口号声作何感想，江某说：“虽然我已经71岁，但是我的耳朵还是很敏锐，刚才我演讲时听到外面高音喇叭的声音，但是，我想唯一的办法就是，我的声音比他们还要大。”

1998年6月29日，美国前总统克某在北京大学接受提问，一位有备而来的北大学生问：“我们的主席访问哈佛大学的时候遭遇了抗议示威，今天您在这里作客，如果也允许向您抗议示威的话，您会作何感想？”克某说：“我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走到抗议者中间去，听取他们的想法，事实上，作为美国的总统，我经常遭到人们的抗议。”

夜读知堂之蟋蟀

深山夜读 — Mon, 12 May 2008 21:45:00 +0800

周作人对《诗经》颇有研究，写了一系列关于《诗经》的文章，后来分散在他的许多散文集子里。记得有出版社曾将他有关日本的文章集成了《周作人与日本文化》，不知道有没有人将他说《诗经》的文章也集成集子，叫《周作人谈诗》呢？至少我还没看到。

在一篇谈论《诗经.七月》的文章里，周作人总结了中国古往今来的《诗经》解说者对这首诗中的一句“七月在野”的几种不同的阐释。

《七月》中的这一段，也是我最喜欢的段落：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整个句子从五月到十月顺势而下，几种昆虫的姿态亦各生动有趣，稳中有变，静中有动，读起来真有摇曳生姿的韵律美，文字简洁，明白如话。有异议的，是“七月在野”后的几句，写的究竟是什么。

按照周作人的总结，对这一句的理解，主要有五种：

第一种是郑玄的说法，认为皆是指蟋蟀。
第二种是朱熹的说法，认为斯螽、莎鸡、蟋蟀是一物随时间变化而异其名。但却未说明七月至九月这一物各是什么名字。
第三种是毛奇龄的说法，认为这几句是说农人居处之有节。夏则露居，及秋而处于内也。
第四种是姚际恒的说法，认为首句是说斯螽莎鸡，末句说蟋蟀，中三句兼三物而言之。
第五种是乾隆皇帝的说法，认为皆说蟋蟀，同时又兼指农人栖息而言，“圣人观物以宜民”。

从来没想到这几句简单的话竟然有那么多种不同的说法，是因为从读它的第一天起，就本能地认为，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的，当然是蟋蟀。

小时候在农村，从夏初一直到中秋，除了下雨的夜晚，睡觉很少在屋里，一直都在是外面的。田野的草棚子里，打麦场里，屋后的树下，院子里，廊沿下……蟋蟀的叫声也就一直伴随着，如天籁般的音乐。七月以后，天气热起来了，蟋蟀也开始叫起来了，在远远的凉爽的野外，很远。如果你有机会在野外仔细听，能感觉那声音却是极宏大，极整齐的交响乐，让人沉醉。一边听着无数的蟋蟀此起彼伏的叫声，一边看着大伯的烟头在黑暗中一闪一闪，是我童年最温馨的记忆之一。

近中秋的时候，夜晚渐渐凉爽，蟋蟀的的交响乐也进入了最华美的乐章。但不经意间，有些声音已经开始移到了屋后的草丛里，院子的围墙外……这时候，是最适合捉蟋蟀的。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极敏捷的身手才行。那时，和小伙伴们也常常在寨墙的草丛里捉蟋蟀，好不容易扒到一只，弓了手去捂，觉得应该将它捂到手里了，拿起来一看，却早已不见了踪影，只好叹口气，又在草丛里找。逮到的蟋蟀，一般都放在玻璃瓶子里，里面放上土，再放点草叶、菜叶什么的，指望能听到它在瓶子里的叫声。但蟋蟀却不领情，夜晚是一声都不吭的，而且，等到天亮一觉醒来，即使不死，也奄奄一息了。闷的吧？

中秋以后，天气更凉了，蟋蟀的叫声已经由交响变成了夜曲。有时，天刚黑，在很少人去的角落里，屋檐下的石块、碎砖和杂草下，有数只蟋蟀在“唧唧吱、唧唧吱”地叫了。即使你悄悄走近，它也能感觉到，马上停止了鸣叫。搬开那些石块、碎砖，扒开那些杂草的话，就会有蟋蟀猛地从里面跳出来，掠过你的手边，跑到不知哪儿去了。你静静地站在那儿，别动，用不了多久，就会听到它又快活地叫起来了。

十月，寒露以后，蟋蟀的叫声更稀少了，只有少数强健的，还在顽强地叫着。小时候，我很喜欢在深秋的夜晚，吹着凉风，裹着厚厚的被子睡觉。偶尔，还能听到蟋蟀的叫声，等你仔细一听，却已经在屋子里。走进屋子点亮灯，说不定就能看到一只蟋蟀跳将起来，钻进床下去了。这时候蟋蟀的叫声，已经不同于往日，在清凉的秋夜里，显得格外的凄凉。所以，你看中国古代文人写蟋蟀的诗词，十有八九写的就是秋天的蟋蟀，所谓“梧桐叶上秋无价，蟋蟀声中月亦愁”，“画堂蟋蟀怨清夜，金井梧桐辞故枝”之类，营造的多是思乡思人的忧愁和岁月流逝的感伤。没办法，中国古代文人，就喜欢这调调儿。

偶尔有几个不搞这调调儿的，就象解“七月在野”的这几位这样，钻牛角尖去了。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我觉得这四个字在读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古诗词方面，是很适用的，读诗词篇篇都要咬实这是讲什么，象朱熹解诗那样，真的是件很累人，也没必要的事。因为求甚解与穿凿，实在不过只有一墙之隔。

夜读知堂之亦报

深山夜读 — Mon, 12 May 2008 21:36:06 +0800

因为喜欢某个人而去读他的全集，对于喜欢，是种考验。有人说，喜欢李白，千万别去读他的全集，很多狗屁诗。

读周作人，也读到不少狗屁文。第一卷最后一辑的许多文字，发表于1949年至1952年的《亦报》，都是只有几百字的的豆腐块文章，主题大多是论时政。以周作人曾经作为汉奸的身份而论时政，是论不到哪里去的。纵观这几十篇文章，其中占了大部分的，是骂老蒋，即周作人所谓“蒋二秃子”及其同党。蒋介石自然有该骂的地方，哪个统治者不被骂呢？没人敢骂、没有能骂的，十有八九是魔鬼。但周作人的这些骂人的文字，让人读了却极不舒服。那些空洞无物的文字，虽然很有些艺术性，但却透着一种捧新政权臭脚的谄媚相和宣传口吻，怕在当时的周作人，也有“为稻梁谋”的成分吧？类似周作人这样的状态，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想来应该是很有些代表性的。

《亦报》是上海解放初期的民办小型日报，1949年7月创刊，创办人是唐云旌和龚之方。内容上保持了旧上海小型报的传统编排形式，除社会新闻和图片外，主要是综合性副刊，刊登一些长篇通俗小说连载，影响较大的长篇连载有许姬传的《梅兰芳回忆录-舞台生涯四十年》），张爱玲在国内的最后一部小说《十八春》，就是在该报用笔名发表，并出单行本的。还有一些是固定作者的个人小专栏，内容多数是作者身边的一些生活琐事、社会见闻、文史掌故。每篇一般三五百字，甚至百字左右，稿件短小，数量众多，文笔亦较生动。作者中有郑逸梅、周作人等有影响的作家。

1952年上海文教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开展前夕，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认为，上海解放后过渡性的小型报已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决定将《亦报》并入《新民报晚刊》，相关人员经过思想改造之后，也转入《新民报晚刊》工作。

《亦报》的从产生到消亡，在49年以前上海出现的众多民办小报中也同样非常有代表性，代表着中国人的生活，从丰富多彩转向整齐划一。而类似周作人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不管怎么捧新政权的臭脚，也是已经注定了的悲惨命运，况且他还是汉奸。

勤政的罪过

深山夜读 — Thu, 24 Apr 2008 18:29:21 +0800

勤政者，帝王的专利。普通百姓，即使想勤政，又何来政给你勤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谋不好会丢了小命的。

自古至今的皇帝们，勤政的有，懒惰的更多。万历都几十年不上朝呢。对于后者，史家们一贯的看法，是谴责的。也是，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百姓的性命都在你的手中握着，岂能尸位素餐？国人一向都觉得“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呢。没有人管着，百姓们会惶恐的。

而那些勤政的帝王，在历代文人的笔下，无疑是歌颂的多。对于勤，国人似乎有天生的喜爱，要不然也不会有诸如“天道酬勤”、“勤能补拙”之类的成语出来。至于勤是不是能补拙，是不是有效率，则似乎不在考虑之列。

史上勤政的皇帝，以清代为多，尤其著名的，就是康熙、雍正和乾隆。关于勤政，康熙不但有过名言“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而且以身实行之，开创了大清国的强盛基业，可称之为明君。雍正呢，看起来似乎比他的爸爸更勤政，他做皇帝的十几年，“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不好声色犬马，只知道日理万机，一天批数十个奏折，而且动辄千言，真也够辛苦。搞得几百年后的不少人，都为他的勤政所感动，为他鸣不平。但说实在的，在我看来，雍正的勤政，带着些傻笨劲，总让人觉得不够聪明。后来弄出欲盖弥彰的《大义觉迷录》，似乎就在为他的不够聪明做注脚。

勤政而且成绩卓著的，还是乾隆。他自号十全老人，以夸耀自己十次平定边疆的赫赫武功。勤政之余，还有雅兴六下江南，到处题诗，以至于直到今天，还处处可见他老人家留下的墨宝。一生做了四万多首诗，比曾以“六十年间万余诗”自夸的陆游都多了两三倍。虽然这些诗的水平，大多实在不咋的，但乾隆的汉文化造诣却实在了得，并利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梁启超说乾隆附庸风雅，学问不及其祖其父。附庸风雅是真，但学问，我觉得并不在其父祖之下。

因为对汉文化特别精通并深知其妙，所以，乾隆对汉族知识分子，也更多了忌讳与防范，他主要的工具就是文字狱。乾隆时代，清代的奏折制度已经非常完善，成为上情下达的主要通道。而批奏折，就成为皇帝了解政情，控制臣下的有效手段。文字狱兴起后，各地关于这方面的奏折，乾隆都一一亲自阅看，很多都加上朱批。在文字狱初兴时，很多案件，连各地官员都并没有怎么放在心上，认为不值得一顾的，而一经乾隆批阅，立即上纲上线，极小、极无聊的小事，都成了滔天大案。案件的重与轻，完全没有标准，全系于乾隆一人之法，让各地官员无所适从。于是就开始奉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标准。错杀了个把人，皇帝当然是不会放在心上的，但一旦放过该杀而未杀的，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拿别人的命来保自己的乌纱，于是就成为臣下很自然的选择。

康雍两朝的文字狱，不但数量少，而且多为士大夫，是知识分子的上层。乾隆朝的很多文字狱案件，则实在猥琐无聊而离奇。就象鲁迅先生说，乾隆朝的文字狱落网者，“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运命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也仍然活不出”。顺治朝曾有函可狱案，后被从宽发落，发配到沈阳，寄身僧寺，后死于戍所。这样一个人，直到一百多年后，还被乾隆时时记起，寄上谕于沈阳地方官，频频问起“函可因获罪遣发沈阳，刻有诗集，曾否占住寺庙，有无支脉流传，碑刻字迹？”等事，真可谓勤政而细心。多少无辜的人，就死在这样的勤政之下，这也真是勤政的罪过了。

夜读知堂之文字狱

深山夜读 — Mon, 12 May 2008 21:36:36 +0800

周作人在一篇关于文字狱的文章中，认为孔子是最早兴起文字狱的人之一。根据是《孔子家语》里的话，颇有些不打自招的味道：

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

这段话也见于荀子。其实这不能算是正统意义上的文字狱，而是比文字狱更厉害一层的“思想狱”。大凡普通的文字狱，至少有外在的言论或者文字让暴君发怒，才招来杀身之祸。而这“心逆而险”，则进一步控制到人的内心，实在比康熙、雍正、乾隆们的文字狱狠辣得多。查遍上下几千年的历史，除了秦始皇帝的那面镜子，大概也只有延安时期作家王实味被杀的罪名“思想不健康”差可比拟。

也有不少人对这段记载有疑问。认为孔子一生提倡“仁”，反对杀人，不可能杀少正卯。举出的例子就有《论语》中，季康子问政於孔子的话。季康子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杀没杀少正卯，暂且搁置不论。但如果以这段话为据，就说孔子没有杀，先不说证据不足，也太过天真。孔子一生，从政的机会甚少，大部分时间都在各国传播他的那套儒家理论，从事教育工作。一个人，做理论家，做教授，和做一个政治家，很多时候其实是大相径庭的。尼克松当年在美国大选中，是以反G专家的身份登上总统之位的，可是当上了总统以后呢，大家当然都知道了。就说孔子，其实也说过另外的话：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民免而无耻，当然是儒家的理想。但齐之以刑，却分明是法家的手段。可见，即使孔子自己，真的有了施政的机会，对于“仁”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并不放在心上的。以德真的可以治国吗？鬼才信呢。

想到一个笑话。一帮搞企业的朋友，听北大某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讲课。课间大家讨论，一人提出假设说，教授讲起企业管理来，头头是道。如果真的给他一个企业，让他按照自己讲的那套理论来做，结果会怎样？大家最后一致的结论是：

当然是倒掉！

夜读知堂之张献忠的状元郎

深山夜读 — Mon, 12 May 2008 21:38:08 +0800

周作人有一篇文章《考试》，发表于1935年5月16日《华北日报》，后收入《苦茶随笔》，说了历史上几个农民起义领袖如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等考试的事，都相当荒诞不经。其中关于张献忠考试的一段，出自清代赵吉士的《寄园寄所寄》卷九《裂眦寄》，最有意思：

献忠开科取士，会试进士得一百二十人，状元张大受，成都华阳人，年未三十，身长七尺，颇善弓马。群臣谄献忠，咸进表疏称贺，谓皇上龙飞首科得天下奇才为鼎元，此实大降大贤助陛下，不日四海一统，即此可卜也。献忠大悦，召大受，其人果仪表丰伟，气象轩昂，兼之年少齿壮，服饰华美。

次日献忠坐朝，文武两班方集，鸿胪寺上奏新状元午门外谢恩毕，将入朝谢圣恩。献忠忽颦蹙曰：这骡养的，咱老子爱他得紧，但一见他心上就爱得过不的，咱老子有些怕看见他，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咱老子。凡流贼谓杀人为打发，如尽杀其众则谓之收拾也。

结果是，诸臣承命立刻将状元张大受全家并所赐美女十人家丁二十人尽数杀戮，不留一人。

这个结局，出人意表而奇妙无比，幽默与殘忍兼备。张献忠这个农民起义领袖，犹如《西游记》中的魔头们，总不乏一些妖魔般的浪漫。

夜读知堂之狱中的周作人

深山夜读 — Mon, 12 May 2008 21:39:03 +0800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买来很久了，一直断断续续地读。书共十卷，第一卷名为《中国气味》，是周作人关于思想、社会、时事的一些随感、杂谈与评论，很多都是早期的作品，关于日本的新村运动，关于宗教，关于对政府的批评，尤其是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占了相当比重。此类文章很多都是对当时事件的评论，大多已经时过境迁，而且已经从鲁迅那儿了解过太多，所以，并不太吸引人，有不少都是匆匆翻过的，并没有认真读。

但即是如此，也发现了一些很耐人寻味的东西。周作人和鲁迅的文章，历来都被大家视作一激烈一平和的截然不同的风格，从总体来看，这似乎并没有问题。但周作人早期的很多杂文，与鲁迅的风格实在很难分得开。读第一卷中的很多文章，那种犀利的文风，甚至很多遣词造句，都会让人想到鲁迅，让人觉得，兄弟两的起点，实在是很一致的。不过是随着岁月的变迁，一个向外，变成匕首与投枪，一个向内，变成苦读的学者而已。

关于周作人后来做汉奸，历史已经有定论，自是不容置疑。关于他如何会做汉奸，也有不少已成共识的原因。比如他酷爱日本文化，娶了日本老婆，他性格软弱，不能吃苦，舍不得离开北平舒适的生活，再比如日本人胁迫他等等。在读他当年的文章时，我也注意到另外的一些不同的因素。

与鲁迅一样，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周作人是一贯持批判态度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比鲁迅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是谴责国人对于杀革命党人的冷漠，鲁迅有《药》，周作人则说：

“这实在足以表出中国民族的十足野蛮堕落的恶根性来了。我常说中国人的天性是最好淫杀，最凶残而又最卑怯的……我承认中国民族是亡有余辜，这实在是一个奴性的族类……”

“我读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

这与鲁迅作品中流露的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是截然不同的。对于批判自己，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爱之深，恨之切"，这样的爱恨之间，是不是一定有因果，究竟如何，很难说得清楚。象尼采就很厌恶德国人，艾森豪威尔也德裔，在二战时对德国战俘比谁都严酷。古人说，人难有自知之明，其实对于自己，人往往看得是十分清楚的。当一个人在自己的民族性里看到太多的丑恶，恨之太切，爱的基础恐怕也会悄然动摇。

1935 年3月，周作人写过包括《岳飞与秦桧》、《英雄崇拜》等在内的一系列文章，公开为秦桧鸣不平，认为秦桧的主张讲和，是当时国力弱小的南宋，最好的应敌办法。而主战，除了对国家造成伤害之外，毫无用处。在他的文章里，反复引用了清代哲学家颜习斋的一段话并加以评论，我觉得充分代表了他那一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颜习斋曰，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槐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

周作人评论道，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亦足以误国殃民，不可不知也。但是事功与道德具备的英雄从那里去找呢？我实在缺乏历史知识，一时想不起来。

不知当时，有没有人对他这种观点加以驳斥。今天，我们占了几十年光阴的便宜，再回过头来看他的文章，能感觉到他当时的内心的思想斗争，并力图从他所熟悉的历史上寻找心理支持。周作人作为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同样有着“齐天下”的大志。也许在他看来，日本人的统治是他的机会，他是可以借此机会做些事功的。

周作人后来被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著名学者黄裳曾去监狱访问过他，写过一篇著名的通讯《老虎桥边看“知堂”》。在文章的最后，周作人回到监狱，黄裳去看了他的狱中生活：

这是一个小院子，里边孤零零地一所红砖房，其中是一间间的小房间，从门口上面的一小块铁丝网窗中可以望进去。房子极小，可是横躺竖卧的有五个人……知堂刚刚回来，在里面一角的席地上，脱下了他的小褂小心地挂在墙上，赤了膊赤了脚在席地上爬，躺下去了。旁边放着一个花露水瓶子。

这副景象，实在够惨的，让人心生寒意。我读黄裳的这一篇著名的通讯，很不喜欢他的有些极刻薄让人不舒服的议论，但其实黄裳自己，是非常喜欢周作人的，文章里却也充满了痛惜之意。之所以能在当时成为名作，也许正切合了大部分人对周作人复杂的感情吧。